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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庆与时任村会计王玉良在扶贫工作中克扣应免费发放给群众的扶贫羊，违规收取费用，加重群众负担；违规挪用、出借扶贫互助资金，至今尚未完全收回。徐家庆克扣应发放给群众的青苗赔偿金。王玉良在任村支书期间，克扣群众土地占用补偿款，违规向群众收取修路费用，违规坐收坐支村集体资金。2024年5月，徐家庆、王玉良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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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君芬教授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小糖人”每天的血糖管理都在“走钢丝”：一方面，过多的饮食摄入且未能及时补充胰岛素，若同时伴有感染等，会导致胰岛素相对不足，从而血糖飙升，一旦超出胰岛素调节能力，便会引发酮症酸中毒(DKA)等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另一方面，摄入不足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若此时未能及时减少胰岛素剂量，或者胰岛素剂量相对过高，会引起血糖下降，甚至发生低血糖抽搐。

据了解，患有1型糖尿病的儿童发病年龄越小，死亡风险越大，且需要终身依赖胰岛素治疗。8岁的小满(化名)是位“小糖人”，已有4年多糖龄。小满原本拥有快乐无忧的童年，却在幼儿园入学体检时被打破，尿糖“+++”的结果引起了父母的警惕。几番辗转，最终孩子被确诊罹患“1型糖尿病”。此后，小满终日与血糖仪、胰岛素为伴。据统计高行美，每个1型糖尿病患儿每天需要测量血糖4至8次、注射4针胰岛素，一年下来，至少产生1460个针眼。因此，小糖人们的手臂、小肚子常被扎得布满针眼。

据悉，对于“小糖人”来说，血糖过低，严重时可能会引起大脑损伤等不可逆的影响，甚至威胁生命。傅君芬教授表示，儿童1型糖尿病的管理目标是维持血糖接近正常状态，以保证身体和心理正常发育。良好的自我疾病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小满的爸爸告诉记者，每天凌晨，他都会在小满身边，关注手机里显示的动态血糖值，出现低血糖提醒时还要复测指尖血，以更精准地了解小满的血糖情况，生怕孩子在睡眠中出现低血糖，让生命有所“闪失”。

随着科学的进步发展，1型糖尿病诊疗理念领域也不断迭代更新。傅君芬教授告诉记者，现在，高危人群可通过早筛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即：定期去内分泌科或儿科内分泌专科接受“胰岛自身抗体”筛查，可有效预测1型糖尿病及其进展。对有高危风险的家庭，早筛意义重大。这为1型糖尿病患儿和家长在生理和心理上提供了“黄金干预期”。早筛不仅帮助患儿和家长直面问题高行美，做到心中有数，还能显著降低并发症风险等极端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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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由中共黄浦区委社会工作部、共青团黄浦区委员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的第二期“零距离家园·开放麦”活动举办。多位黄浦青年齐聚一堂，畅谈青年人成长与城市发展如何同频共振、同向而行。徐懿和同事钟强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这次“走红”时，徐懿表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女民警。我们公安队伍男女比例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女孩子相对显眼一点，只是这样而已。”

自黄浦公安分局南京路步行街管理中队2022年9月1日成立以来，徐懿便成为了中队的一员，也是中队里唯一一名女警，此前，她在瑞金二路街道派出所做社区民警。1994年出生的徐懿，自小便有一个警察梦，她开玩笑说，是因为“小时候《陀枪师姐》看多了”。18岁时，徐懿去当了两年兵，虽然本科主修的专业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大学毕业后，她还是考入上海公安学院高行美，经培训后如愿进入公安队伍。

徐懿所属的南京路步行街管理中队，管辖范围从南京路步行街沿线延伸至外滩陈毅广场，区域内还有南京东路派出所、外滩派出所和外滩治安派出所三家属地派出所。“我们其实是一家骑自行车的单位，我们是在南京路步行街上骑自行车的，快速反应能力可能会高于三家属地派出所，遇到一些突发的案件、事件或者警情，能保证到场的速度快、机动性强。”徐懿介绍说，南京路步行街管理中队的成立，将三家属地派出所串联起来，在突发案、事件的处置和110接、处警方面，打破辖区壁垒，增加了不同单位之间的联动性。

社区民警需要更多地解决居民间的矛盾、商户和居民之间的矛盾，如今在南京路和外滩，民警们遇到的更多的是路人或游客，因此求助类的警情较多。“特别是在大客流安保的时候，求助类的信息比较多，比如找孩子的、丢包的……”徐懿说。其中，为了应对小朋友走失较多的情况，黄浦区公安分局党委通过前期经验的积累，对各家派出所及参与大客流安保的增援单位进行了提示，建议大家在随身携带的六件套小包里放点棒棒糖。因此，徐懿的包里总是放着棒棒糖，以安抚小朋友。